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其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在“仁厚为本 健康为本”标题下，专门以一章来阐述有关政策措施;而其中被置于首要位置的是“关怀长者”，相关政策目标和措施包括“老有所养”“老有所属”“老有所为”。相应地，特区政府在1997年7月成立“安老事务委员会”，推动各项工作。1999年是“国际长者年”，安老事务委员会成立中央统筹委员会，筹划了5项全港性活动和700多项地区活动，以宣扬国际长者年“长幼一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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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是“理所应得”非施舍
关于“长幼一家”，人们自然记起孟子在《梁惠王上》中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视“老人”如同“幼儿”，这是人类共识。因为任何人在人生的这两个阶段都需要得到社会照顾。众所周知的现实状况是，“老人”普遍殷切期盼的照顾，远不及“幼儿”普遍已得到的。
无论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还是董建华第一份施政报告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属”、“老有所为”，中国人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是对老人的人文关怀，固然需要物质为基础，但是，决不止于物质。
因此，本届政府由其下设扶贫委员会，而不是特区政府自己，来展开关于香港退休保障的公众咨询，就“先天不足”地决定了，尽管咨询期长达6个月，但是，问题不仅无法获得稳妥解决，甚至可能加剧管治困难。
所谓“退休保障”不只是“老有所养”，还应当包括“老有所属”和“老有所为”，让老人有尊严地在温暖的社会环境中走完人生最后阶段。然而，由扶贫委员会来主事，自然便降格为照顾“经济有需要”的老人，成了“优化版长者生活津贴”。
“不论贫富”的老人都需要照顾。“全民退保”方案无论具体如何设计，其精髓是：社会向所有老人——“不论贫富”——表达他(她)们为社会奋斗一辈子的尊敬和感激。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文关怀，如果不形成这样的人文氛围，而是严格区分贫富老人、只给最贫穷的老人以一定金钱帮助，那么，后者所得到的便是一种“施舍”，而不是“理所应得”!
我理解“全民退保”方案受公共财政状况限制。我不质疑咨询文件关于“不论贫富”和“经济有需要”两类方案对公共财政不同影响的量化分析。然而，即便按政府所倾向的“经济有需要”方案来估算，香港仍将无法避免结构性财政赤字。换言之，无论如何，结构性财政赤字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共财政的宿命。因此，本届政府既应当努力推迟结构性财政赤字到来的日子，也必须开始探索新的公共财政模式。
环视全球，各国(地)公共财政几无例外地陷入结构性财政赤字，内中必有不以任何人主观意愿为依归的客观规律。现代公共财政无法避免结构性财政赤字，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政府需要介入经济发展;其二，政府需要改善民生。在实施普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为争夺选票和公权力，执政者竞相“派糖”以取悦不同阶级和阶层，结构性财政赤字增加易、减少难。这样说不是为某些政府施政失误开脱，而是指出，即便结构性财政赤字发生的时间和程度可以改变，但是，终究要发生是无可回避的。香港公共财政能是一个例外吗?
施政报告要提出新措施
扶贫委员会的咨询文件甫公布，就招致社会舆论强烈不满。具体分析，大致是三种情况。一是主张“全民退保”方案的学者对政府立场不满;二是期盼“全民退保”的香港居民对政府态度失望;三是反对派政治团体趁机制造反政府风潮。
不能不指出，在香港电台和商业电台两个节目中点名批评周永新教授是不明智的，不仅无助“有经济需要”方案取得民意支持，相反，令政府道德形象下降。
2015年12月27日，工党与多名学者举行关于退休保障圆桌会议。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提议2016年7月1日发动全民“公投”，让香港居民对“全民退保”表态。反对派政治团体企图“一石二鸟”，既在退休保障问题上打击政府管治威信，又为第六届立法会竞选争取选票。请问：如果反对派以“实现全民退保，梁振英下台”为口号，政府何以应对?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何方得利?
关于退休保障的公众咨询才启动，政府应采取补救措施。
一是增加供咨询的方案。政务司司长兼扶贫委员会主席在解释咨询文件时称，除了“不论贫富”和“有经济需要”两类方案，政府欲为拥有一定资产的老人提供可以取得稳定收入的其他途径。建议政府迅速提供具体方案以备公众咨询。
二是行政长官在即将发表的2016/2017年度施政报告中，就“老有所养”、“老有所属”和“老有所为”提出新政策措施。
三是在截至今年6月21日止公众咨询期内，政府开展其他活动营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氛围。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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