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国家面临养老床位不足的难题 仅靠政府难以解决养老问题

　　政府无力承担全部公共养老支出，导致许多问题产生。谁来养“我”的“老”?我的晚年该托付给谁?

　　老了，谁来照顾?谁来提供安享晚年的经济保障?政府会不会因养老而不堪重负?这些问题即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正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日本东京街头，主要由老人组建的乐队正在演出。 记者徐梅花、肖桂来摄

　　谁来养老：政府还是市场?

　　讨论养老，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谁来养老”，换句话说，就是养老的重担该如何在政府、市场与个人之间分配。这一沉甸甸的担子不可能全部依赖政府，也不可能都推给社会，之间该如何分配权利和义务，各国(地区)没有统一的模式。

　　北美采访小组记者何道岚：现在美国养老有一个走向，即“国家在包办，市场化在萎缩”。国家大包大揽的倾向，必然会导致自由空间的萎缩。对于这种走向，弱势群体可能会表示欢迎，但是中高阶层反对的比较多。在他们看来，政府包揽的政策会导致资源浪费，因为政府不能具体分析个案。比如有一些老人确实在家里养老，但不需要一个人整天陪着他，这种情况下，国家大包大揽配置陪护人员，必然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

　　亚洲采访小组记者肖桂来：日本定位很明确，不能过度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200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达2200万人，相当6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预计到2025年约达3300万人，相当于4人中有1位老年人。只有从社会福利转变为社会保险，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通过市场调节才能解决长期照顾老年人的难题。日本于2000年4月开始实施“介护保险法”，政府机构、社团法人、NPO、医院一起参与其中。

日本东京，一位居家养老的老人使用的呼救钟。 记者徐梅花、肖桂来摄

　　北美采访小组记者何瑞琪：以前我们说“政府来养老”，但现在我们明白“养老还是要靠自己”，但这不是说政府在其中就没有责任。就美国来说，政府责任是一种兜底责任，保障基本养老福利水准，在政府之外，则要发挥个体与社会的力量。

　　如果想过上更好的晚年生活，就要在还没退休时便开始筹划未来的养老。比如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购买有针对性的商业养老保险，关注各种各样的商业养老项目，为自己的未来未雨绸缪。

　　中西欧采访小组记者廖靖文：欧美国家不会过度要求子女赡养父母，但明确的是，政府必须为所有国民的养老兜底，但政府力量毕竟有限，而且羊毛最终都是出在羊身上，仅靠政府养老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北欧采访小组记者伍君仪：我想插一句。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欧美相比还处于明显不同阶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整体的社会保险发展水平过低。我们国家老人的照护主要还是依靠个人和家庭，低保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弱病残者，并非一种普惠的社会保障制度。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保制度，从更大范围覆盖人群。

　　社会资源不足：排队等候等不起

　　近年来，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城市出现养老床位不足的现象，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样如此。面对社会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该怎样设计公平且合理的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

　　北欧采访小组记者伍君仪：对于养老，最大的困惑的确是社会资源不足。我们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养老院看到，排队等候养老床位的人很多，平均要等四个月，而且政策方面还要优先生活不能自理者入住。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养老院床位轮候时间从几个月到一年不等，反而首都以外的地区时间短一点，因为城市的承受能力实在有限。

　　中西欧采访小组记者汤新颖：荷兰生命公寓可谓是世界上最好的养老项目，它只有6000多个床位，每年起码有上万人在等候，数量也是相当夸张。

　　中西欧采访小组记者廖靖文：不光是床位不足，护理人员也紧缺。接受我们采访的德国和法国养老院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由于护理人员的流动性很大，不得不招聘兼职或者是半职护理员。如果流动性比较小，针对每个老人的性格特点，护理的水平就会上一个档次。

　　北美采访小组记者曹晓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采访出发前，我查阅了联合国发布的《世望：2008》报告。其中，未来40年，老龄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上升，60岁以上人口规模从7.6亿增长到20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1%上升到22%。

　　这些数据很明确地表示，全球现已进入老龄社会，而且一路小跑，加速向“更老”的老龄社会前进。所以，公立的养老机构肯定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需要鼓励社会力量加入机构养老中来。

　　北美采访小组记者何瑞琪：最明显的补充力量，就是民办养老机构、养老社区了，不过它们运营成本偏高，老人必须有较高的经济承受能力。比如美国著名的度假城市圣巴巴拉有个ValleVerde养老社区，入门费从30万美元至75万美元不等，月费在4500~7000美元，只有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才可以获得入住机会。对大部分老人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承受的。

　　中西欧采访小组记者杨洋：客观情况是，绝大多数老人将仍然在家中养老，即居家养老。由于居家养老可以不使用专门的场地和设施，并且许多家庭的家庭成员或保姆经培训后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非专业家庭护理、不需要依赖医嘱的生活护理，因此节约了大笔资金和人力资源。

　　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站和社区服务站已基本建立，具备建立支持居家养老资源中心的条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居家养老模式并且使其成为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

荷兰阿姆斯特丹雅典卫城生命公寓里的老人在聊天。 广州日报记者汤新颖 摄

　　有尊严的生活：老人该不该工作?

　　有尊严的养老生活，包含两方面：一是社会该提供怎样的硬件保障，以便利老人的退休生活?二是在养老福利与发挥余热之间该如何抉择与权衡?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的当下，延迟退休该不该成为一种政策选择?这个问题困惑着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

　　北美采访小组记者何道岚：这个问题其实应一分为二。一个是如何让老人过上有尊严的退休生活，还有一个是该不该通过延迟退休，让老人来发挥余热。美国的老人很热爱自由。即便行动不便，他们也要坐着电动轮椅独自一人上街、逛公园、走访朋友。这就要求公共无障碍设施设计人性化，斑马线要有鸣音器，公共汽车公交站牌不能太高，可以坐在轮椅上进出卫生间，并有手扶栏“搭把手”。

　　这些细节，在美国的很多城市都做得不错，但也有不足。洛杉矶的一些老年朋友就“吐槽”部分地铁出入口、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没有升降机，过不了马路干着急。设计时没考虑方便老人的问题，其中的标准制定肯定是政府的责任，现在就是要把公共设施的“适老性”体现出来。

　　亚洲采访小组记者肖桂来：是的。日本有一个教授提出来，养老的方式应该是“自律自动”，让老人自己去动，身体才能不断地恢复。我理解，老了不等于“废”了，能照顾自己还是可以有独立性。可是很多时候社会都做不到，我希望在分享社会进步成果的同时，人文关怀也不能缺位。

　　中西欧采访小组记者杨洋：以前有“社会撤离”理论认为，人的能力会不可避免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老人不需要太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扮演比较次要的社会角色就好。这样老人既能过上平静的晚年生活，又不需要社会花过多精力照顾他们。大家怎么看?

　　亚洲采访小组记者徐梅花：这就谈到第二个问题。日本厚生劳动省认为，在身体健康状态允许的情况下，老人发挥余热，参加到力所能及的工作中，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同时也让身体得以锻炼，不致失能。同时增加了消费支出，有利于经济发展。

　　这就启示我们，延长退休年龄，增加高龄者就业，弥补社会劳动力不足，还可以增加老人家庭收入，不失为养老的补充办法。

　　北美采访小组记者何瑞琪：随着物质水平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老人有余力重返社会主流生活。从各国采访的情况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志愿工作者，与他们聊天的时候，那些与人交往频繁的老年人确实比独处的老人更乐观些。

　　当然，不是所有老人都有健康体魄去参加活动，社会应假设一个前提，提供足够的条件许可有能力的老人回归社会。至于是否要延迟退休，那要看每个社会老人对于工作的参与热情，不能一概而论。